由此，也可以预见，随着智能合约在元宇宙中的广泛应用，元宇宙中的债权内容也将变面临重大变革。
因此，在诉讼活动中，既要公平对待当事人的诉权，防止厚此薄彼，又要根据实现公正的需要，对于诉讼能力不足的当事人，依法予以必要的加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从而赋予古老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使其继续在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图谱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亦让我国现代法治具有贯通古今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
（二）坚持从严惩治严重犯罪不动摇，对严重危害人民利益、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犯罪实行零容忍 在如何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严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态度非常鲜明。因此，推进刑事法治进程，要始终将刑事法律作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有力武器，尤其要维护好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和生命权、健康权、安全感等重大权益。需要明确的是：以审判为中心绝不是以法院为中心，而是以整个刑事审判程序为中心。这项制度已经常态化运行数年，中央政法委和中央政法各单位专门出台制度规定，并多次通报了全国政法干警过问、干预案件的情况，对于排除非法干扰、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意义重大。针对危害药品安全的犯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药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提出了三个必须准确把握的问题：一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与坚持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是一致的，是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的刑事化特色，其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法制精神和政治智慧，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是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刑事法治理论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赵秉志、王志祥，2009，《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走向》，载《刑法论丛》第3期。
目前中国刑法学界对新的刑法教义学并非完全信奉，但即便是反对者，也很少有人旗帜鲜明地支持苏俄刑法学，更少有人直接质疑自由主义刑法学所可能存在的问题。至于如何中和、妥协、整合，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命题。参见龚刃韧：《建立法治国家必须尊重宪法权威——基于对苏联模式的反思》，载《法学》2015年第5期。政法传统视角下的刑事政策丧失了重要性，并且被刑法教义学收编而成为法律内部的对话。
民法中的损害赔偿以补偿性为原则，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具有惩罚性，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条款。18黄宗智以民法典的制定为例，对中华法系传统、大陆法系的法典化传统、革命传统的整合进行了研究，黄宗智：《中国正义体系的三大传统与当前的民法典编纂》，载《开放时代》2017年第6期。
孙国华（主编），1982，《法学基础理论》，北京：法律出版社。［美］罗伯特·诺奇克，2008，《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刑法学者在中国刑法教义学与德日刑法教义学的比较中也做了类似的阶段划分，中国的刑法教义学还处在幼年阶段，而同期德日刑法教义学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尚未成年的、缺乏足够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的青涩少年最终会长大，也会成为一个过度社会化甚至成熟到油腻的中年人。17但是正像我们前面所揭示的那样，第五代法律人的诉求在彻底摒除苏俄化的法学传统和集体记忆后，可能带来某种危机，而且也不会被官方所接受。
类似于刑法知识转型的这种变化在其他学科也可以发现，无论是诉讼法中的庭审中心主义，抑或是宪法学对司法审查的呼吁，背后都隐藏着同样的追求：限制公权力。［美］李怀印，2013，《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北京：中华书局。（公丕祥［主编］，1999：38-39） 不同知识传统之间的张力构成知识谱系的基本框架，既是理解法治图景的重要维度，也是观察过去、理解今天和展望未来的关键。（刘艳红，2011）三阶层的犯罪构成理论将犯罪认定分解为渐进的三个层次：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但知识界从没有放弃过自由主义的理想，尤其是对文革的反思成为知识分子警惕国家权力的最直接动因。新中国成立后引进了苏俄化的革命法制理论，使社会主义传统在法学领域有了具体的体现。
周少华，2005，《罪刑法定与刑法机能之关系》，载《法学研究》第3期。陈兴良，2012c，《犯罪论体系的去苏俄化》，载《政法论坛》第4期。
（付立庆，2016）中国对二战的理解主要是在国际维度而非国内维度，所以并未发展出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动因。（《共同纲领》第七条）通过人为的方式塑造一种对立，不断更新革命的动力系统，以便更好地调动大多数人的支持，完成新中国成立后继续革命的任务。15现代刑法则将重心放在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上，由于权利、自由等价值具有终极意义，现代刑法也就超越了工具主义的藩篱。（李秀清，2002a） （二）重实质的苏俄刑法学理论 尽管所有法律部门都会受到革命法制的影响，但最能体现阶级斗争属性的是直接规范敌我矛盾的刑法。实际上，尽管去苏俄化命题明确提出不到10年，但是学界的这种努力和共识则早已展开，诚如上文所说，中国法学领域的改革在苏东剧变前已经展开，学界对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研究就是其重要体现。贝卡利亚提出罪刑法定原则，将国家刑罚权置于法律的束缚之中。
（张明楷，2010：57）不管学者们采取什么解释进路，他们在去罪、保障人权上达成高度共识：形式主义者希望以刑法条文严格限制仅仅具有实质危害性的行为入罪，实质主义者则希望以价值衡量出罪。相比于学术化、规范化的含蓄表达，或许直接表明其自由主义视野更能显示学术上朴素的真诚（王钢，2015），也更加有利于我们理解双方的争议所在，更能够呈现其背后的宏大背景。
（杨立新，2016）但是，刑法的去苏俄化进程却不似民商事领域这么顺利，刑法领域的去苏俄化非常困难，过程比较漫长。在法学领域，就是要更为创造性地去看待苏俄化法学知识与自由主义法学知识的关系，而非以学术化的理由简单地摒弃苏俄。
刘复之，2000，《严打就是专政》，载《人民公安》第1期。中国的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迥异，城乡差别明显，不同人群的法律诉求是不同的，当北京、上海、广州的市民以假离婚获取购房资格时，西部山区的农民更关心新农村建设中的宅基地权属问题。
无论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要求离婚的当事人，还是阴谋攻击伟大领袖的坏人，都是反革命的，都处在革命斗争的对立面上。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生活的地位逐渐上升，中国迎来了一场大的变革，法学知识重构的序幕逐渐拉开，惩罚和制裁不再是法律最为重要的功能，法理学对法律规则的逻辑构成进行重新构建，开始淡化制裁的痕迹，以法律后果这样的中性词代替赤裸裸、硬邦邦的制裁。此后，司法考试又恢复了四要件的正统地位。（阿克曼，2013b）具体到法学领域的这种整合，或者具体到刑法领域的重构如何进行，则需要结合更多的具体材料予以分析。
陈兴良，2007，《口授刑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刑法实践中，大局民意借助刑事政策以粗糙的方式进入定罪量刑之中，法律不仅是政治的晚礼服，也是刑事政策的附庸。
政治革命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国家制度，保障机会平等。刑法学学者经常举的例子是对不法侵害人实施正当防卫将其杀死，如果适用传统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会带来逻辑上的矛盾：是认定了故意杀人后通过正当防卫来否定故意，还是正当防卫本身就直接排除了故意杀人的可能？而如果适用三阶层的犯罪构成理论，则不存在上述逻辑困境——行为本身符合故意杀人的构成要件，但是在违法性判断中因正当防卫而阻却违法。
这一立场在刑法解释问题上也可以反映出来，在刑法解释中，实质主义解释客观上倾向于入罪的扩张性解释，（周详，2010）但是其代表人物张明楷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特征，不能一概认为形式解释论比实质解释论更加限制了处罚范围，就某些案件而言，形式解释论会得出不构成犯罪的结论，而实质解释论会得出构成犯罪的结论。这种知识转型不仅关乎学术和逻辑，还涉及历史，更是政治问题，去苏俄化是世界局势变化的附随结果，与美国化、西方化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向。
16尽管刑法学的知识转型遭遇许多抵制，但新派学者并不认为这是一场旗鼓相当的对抗，在去政治化的旗帜下，传统刑法学被看作终将会被淘汰的明日黄花。（陈兴良，2013b）在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之后，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以及法律中以国家、集体等公共利益为基石的思想和制度设计成为政治化的体现，而迈向权利、自由、形式理性化则被理解为中性的现代化的路径，获得了非政治的正当性。［美］汉娜·阿伦特，2011，《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自由主义法学认为，法律所要做的仅仅是设定机会平等的框架，理性的个人会很好地维护自己的权利。
162009年的《司法考试大纲》将犯罪论体系由四要件改为三阶层后，赵秉志领衔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院发表了一项很长的声明，批评这种更改的草率。法律存在的目的就是以制度性的方式来防止权力侵犯权利。
关于苏联对中国法学的影响及其原因的分析，蔡定剑：《关于前苏联法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22）》，载《法学》1999年第3期。这种转变看似是正当性自上而下顺滑的演变，但本质上却是一次质变：刑罚权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在保护社会关系时所诉诸的合法暴力，简单地变成了公民权利所防范的对象。
如果严格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的话，1997年《刑法》第三条不仅确认了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出罪，还规定了入罪的情形：既不能在法律规定是犯罪时去罪，也不能在法律没有规定时入罪，两者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在犯罪认定中缺一不可，忽视任何一者都会带来问题。
